高产攻关是一种技术储备

本报评论员

一位耄耋之年、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为何还要如此孜孜以求，始终坚持育种科研不断突破？我国的超级稻育种水平已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为何还要如此努力矢志向上攀登；从亩产800公斤到900公斤到最新的1026.7公斤，试验田中这一点点数字的变化价值究竟在于何处？

在袁隆平的“梦想”中，我们找到了答案。近年来，我国粮食连续多年增产，充分证明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吃饭问题。但是，未来随着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粮食消费还会不断增加，可用于农业的耕地、水资源还会减少，要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根本出路在于科技，核心就是要加快选育一批适宜本地特点、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新品种。于此，育种科学家们责无旁贷。以更广阔视角来看，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产优质新品种，对中国“走出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届时，中国人回应世界的，不只是我们能否养活自己，而是我们有能力为更大范围处于饥饿阴影之下的人们贡献力量。

高产更高产，这既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对生物极限潜力的不断追求，也是一个科学家对于家国使命的责任担当，更是一个超级人口大国对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贡献。

诚然，专家产量不能等同于农民产量，但是，科研行为本身不能简单用经济活动来考量，高产攻关作为一项技术储备，科学价值不可估量；科研育种必须要适应消费加工的需求，在考虑高产的同时，也要考虑市场，既要高产又要优质，但是整体对品种“高产”特性的追求始终是育种家们的第一追求。我们要以更长远、更宽容、更具有战略高度的发展眼光，来理解和评价科研实践。只有把科技的水平提升了、科研的基础夯实了，人类社会才有不断进步发展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