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乡土文化的变迁并不必然预示着乡土文化发展的危机，因为变迁中往往孕育着创新的动力或机制。如果说“三农”的现代化是乡土文化创新的外在动力，那么“精神家园”的复兴则是乡土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重塑“村落共同体”、复兴“精神家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实现“文化自觉”的过程。

“文化自觉”首先是对原有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也就是所谓的“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趋向。实现乡土“文化自觉”，就是要在复兴和发展中国文化的“根”的基础上，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西文化的融合，既不能“复旧文化”即固守“村落共同体”，也不能“全盘西化”即解构“村落共同体”，而是要在市场力量和消费主义文化冲击下，加强对乡土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重塑“村落共同体”及村民家庭共同体，再现以村落为基础的传统生产生活的正面形象，进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的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农村。时至今日，古村落依然保存着大量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沿袭着中国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承载着中国农耕文明和儒教式“耕读”文化，保留着天人合一的人居空间与文化景观，传承着恬淡平和的乡俗乡情和乡村生活形态等。礼失而求诸野，从传统村落中寻找中国现代智慧，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早在20世纪中期，我国诸多学者已对探讨乡土中国多样现代性发展道路作出了各种努力。如著名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曾提出：中国需要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即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这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而这个新组织的构造则要从乡村入手，因为乡村人很有一种乡土观念，比较能引起地方公共观念，所以正好借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风气来建构团体组织。梁先生还专门构造了“乡学村学”这一乡村组织，作为乡村建设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据此，费孝通先生曾强调：“中西文化碰了头，中西文化的比较，他们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争论不休，可以说至今还在继续中。”（《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出版社，2005年）

在当前全球化视野下、中西文化交锋中，如何在“文化自觉”意义上探讨古村落生存与发展的实践路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须解决的一个历史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