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正在涌现

10年前，河南新乡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代表，便有大烦恼。那时候的裴寨村，村委就一个喇叭、一间房子、一条椅子，村民住的是土坯房，吃水要到百里外，更揪心的是，宗族纷争，麻烦就像“一筐跳蚤乱蹦”，村主任的位置因此空了两届。

何以至此？

一个原因便是，乡贤群体的缺失。

回顾历史，历代乡贤代替或配合官府处理大量社会“公共管理”事务，架桥修路、挖渠筑坝、抢险救灾、尊师重教、纯化风俗、定纷止争、稳定秩序等。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乡贤文化自明清以来，开始由盛转衰，近于凋敝；乡贤群体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愈加逼仄，近乎消弭。钱念孙代表说：“风筝断线了，农村知识精英都流向了城市，成了城市人。长此以往，农村成了空壳，魂就丢了。”

一个没有“魂”的乡村，是绝无半点吸引力的，怪不得，保姆要早早回城了。

人都是有感情的。

“魂”丢了，还是有许多人不被潮流裹挟，尝试着要找回来——这里头，有退休干部、学者，有大学毕业生，有成功商人，他们在广袤的田野上，伸出手，试图对接历史与未来。

2005年，裴春亮代表决定离开县城，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接过村主任这个位置。他的抱负坚决而明晰：让百姓富，使风俗淳。十年劳心劳力，他做到了。如今的裴寨，家家住别墅，风景美如画，人人谦恭有礼。

无锡市锡山区山联村党总支副书记朱虹代表也做到了。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大学生，村支书的一个电话，就让她放下城里的工作，从此一头扎进农村。在那里，“一天当两天用，雨天当晴天用，夜晚当白天用”，短短几年，偏僻贫困的山联村一跃成了“江苏最美村庄”，百姓富而有礼，生活有滋有味。

谈到乡贤，广东省侨联主席王荣宝委员最先想到的是归国华侨。“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座桥梁，第一所幼儿园，第一家养老院，第一座图书馆，哪一个不是侨胞们捐建的？”

对于王荣宝委员这番话，金辉集团董事长林定强委员深有同感，他告诉记者，在福建，改革开放后回国投资的第一批人也是华侨，“对家乡对民族对国家，他们都有情结在”。

今年75岁的江苏省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亚夫代表是个农业科学家。2001年退休后，想着自己还能发挥余热，于是他决定扎到农村去。“既然要去，就选了最穷的村子句容戴庄村，当时村民的人均收入才2800多元。”带着技术，带着一颗心，赵亚夫代表一扎就是15年。现在戴庄村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人均收入跃升为两万元，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仅扶危济困、带头致富就够了吗？显然不够。

浙江省长兴县新川村党支部书记张天任代表，近来有些糟心，“富是富起来了，可是搓麻打牌、封建迷信、浪费攀比等陈规陋习依然盛行。”怎么办？今年两会，他建议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乡贤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从‘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迈进”。

这个问题，福建省南安市蓉中村党委书记李振生代表也曾苦恼过，村子富了，难免会有利益的纠葛。怎么办？他成立了由36位乡贤组成的议事会，有疑难事就上会讨论。“拿养老金说吧，以前到60岁的，每年村里会均发600元，但富的人觉得轻飘飘，差点的又觉得不够。乡贤议事会一讨论，决定取消均等制，逢年过节，让全村的孩子们带着面线和鸡蛋一家一家去拜访老人。这样既教育了孩子，也把这部分钱送到了最需要的人手里。”议事会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乡贤们还是村务工作的考核者、监督者。

不管是本身作为乡贤的代表委员，还是代表委员口中的“乡贤”，在当下，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乡贤。

何谓新乡贤？新乡贤又“新”在何处？

“一般而言，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谓之新乡贤。”钱念孙代表告诉记者，“再宽泛一点说，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有行动，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都可以称作新乡贤。”

不管是传统乡贤，还是新乡贤，采访中，代表委员认识一致：新乡贤做的事说的话，能够引发共鸣，能够点燃激发农村群众善念，而“一旦点燃善念，很快就会铺天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