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作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效载体和具体支撑，作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路径，新形势下的农业结构调整是在粮食生产“十一连增”、农民增收“十一连快”的历史高点上的顺势而行、主动作为、主动调优。它来自于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农业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体现出对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必将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又一重要节点，在推动农业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上开辟新途径，释放更大发展潜力和效能。

　　调结构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业结构调整一直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一直是一个深化拓展的课题。伴随着国人饮食消费需求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得安全健康营养的变化，我国农业结构也在进行着相应调整。从过去“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到现在农产品全面发展、供给充裕、品种改善的立体调整，从千方百计实现保供给到肩负保供给、保收入、保安全、保生态的多重任务，农业结构在不断优化之中，资源配置也在不断朝合理化高效化迈进。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调结构再次面临新课题。首先是资源环境承载力紧绷，已如满弦之弓。复种指数高、四海无闲田，黑土地质量下降、重金属超标、地下水超采，肥药用量大、畜禽粪便秸秆农膜未能很好地资源化利用。其次是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增收乏力，种养衔接不紧循环不畅，粮经饲结构也不尽合理。再次，消费者也告别了模仿型、排浪式和集中化的消费习惯，呈现多样化、个性化、优质化和专用化的特点。所有这些都指向农业市场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一二三产融合不足、农业功能挖掘不够、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不高等等。前后左右多重矛盾的挤压，无不在倒逼农业结构在调整中优化，在优化中升级。

　　新形势新阶段下，如何调整，需要因地制宜、有保有压地调整。要毫不松劲地“抓稳抓紧”粮食生产，推动粮食生产由注重年度产量向稳定提升产能转变，在实现“产量稳定、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前提下，推动结构调整。对于资源环境过度利用、污染突出地区要痛下决心“调休调理”，把超载的生产退出来，地下水超采区要综合治理，重金属超标地要展开修复，调整种植制度，探索轮作间作共生；对于作物、品种品质结构不合理地区毫不含糊“调精调优”，大力发展草牧业，形成粮草兼顾、农牧结合、循环发展的新型种养结构，以“保、调、稳、扩”为重点因地制宜发展饲用玉米、青贮玉米和优质牧草，推进马铃薯、大豆、杂粮等作物生产；对于一二三产融合不够、种养结合不紧地区想尽办法“调和调活”，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形成全产业链，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向主产区、优势产区、特色产区、重点销区转移，打造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加工引导生产、加工促进消费的格局，提高农业整体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