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爱基金负责人郭斌记得，自己90年代在小学执教时第一次遇到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就是一个留守儿童。

“教五年级的第一天，全班点名，有个孩子连叫三声名字都不答应，我十分奇怪，就走下去看。是一个男孩，双手用力撑着桌子，看见我过来，他满脸通红，嘴巴一张一合，神情慌乱，全身绷得紧紧的。其他孩子都管他叫哑巴。”郭斌回忆。

下课以后他发现，孩子并不是哑巴，但极度内向，一旦紧张到了一定程度，会强迫性地无法张口发声。郭斌用自创的“滥竽充数”法，让全班学生陪孩子读课文，让他在一个不被注意的情况下，自在练习一点点出声，花了很长时间，孩子最后终于恢复到了正常人的水平。

郭斌后来了解到，这种症状叫缄默症，有时会由极度的焦虑引起。而焦虑和抑郁，是留守儿童最常见的两大心理问题。

自杀：永远停留在“事后推断”的悲剧

由于我国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缺乏事前发现、事后干预的机制，许多疑似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孩子只有在发生事故、上了新闻后，才能被从事相关救助的社会工作者注意到，而此时，往往已为时过晚，无力回天。

2015年9月1日，9岁的航航（化名）在红花镇实验二小附近的一个小区坠楼身亡。

那是学校开学的第一天。航航与妹妹和护送他们的奶奶一起出门。途中，本应一起到校的航航单独分开了，5分钟后，奶奶和妹妹到了学校。再过5分钟，航航从旁边一栋小区的楼顶上坠了下去。

航航的父母都在外打工，把他一个人放在托管中心生活了两年。他住的宿舍灯光昏黄，许多张上下铺连排放置，空间十分压抑，一进门就有一股令人不舒服的味道扑面而来。

知道航航在托管中心生活得好不好吗？知道他住的地方什么样子吗？对这些问题，航航的父亲只是摇头说不知道。他焦虑地抽烟，无声地掉着眼泪。航航身边的亲属，无论远近，没有人能说出孩子疑似自杀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郭斌说，像航航这样的孩子，很有可能在生前最后一段日子已经患有抑郁症，问题在于不被身边的人觉察，也无法在事后再行诊断，所有的推断，只能建立在“疑似”的基础上。

他介绍，国外对抑郁症的筛查通常采用DSM-5量表，主要指标包括容易愤怒、达两周以上的持续性情绪障碍、丧失兴趣和快乐、切断社交联系、低自尊或无价值感、无望的心绪和重复性自杀想法等。

但相比成年抑郁症患者而言，儿童抑郁症更难诊断。这是因为孩子的许多问题不能像成年人一样自我觉察、主动表述，并且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本来就具有不同的情绪特点，常常会掩盖抑郁症状，“有些极端的例子，前一天看起来还像一个普通孩子一样，第二天就自杀了。” 郭斌说。

但家长如果足够关心孩子，仍有许多机会察觉那些代表警戒的“红色信号”。孩子性情大变，远离老师和同伴，长期食欲不振，在网上搜索自杀相关信息……过去大量案例留下的线索都表明，再隐蔽的病征也有迹可循。

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却因此恰恰成为“隐身人”。照顾他们的老人或其他亲属，第一时间往注意不到孩子的情绪问题，而相比其他孩子更独立、更少被看管的留守儿童，一旦有危险想法也更容易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