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爱基金负责人郭斌记得，自己90年代在小学执教时第一次遇到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就是一个留守儿童。

“教五年级的第一天，全班点名，有个孩子连叫三声名字都不答应，我十分奇怪，就走下去看。是一个男孩，双手用力撑着桌子，看见我过来，他满脸通红，嘴巴一张一合，神情慌乱，全身绷得紧紧的。其他孩子都管他叫哑巴。”郭斌回忆。

下课以后他发现，孩子并不是哑巴，但极度内向，一旦紧张到了一定程度，会强迫性地无法张口发声。郭斌用自创的“滥竽充数”法，让全班学生陪孩子读课文，让他在一个不被注意的情况下，自在练习一点点出声，花了很长时间，孩子最后终于恢复到了正常人的水平。

郭斌后来了解到，这种症状叫缄默症，有时会由极度的焦虑引起。而焦虑和抑郁，是留守儿童最常见的两大心理问题。

自杀：永远停留在“事后推断”的悲剧

由于我国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缺乏事前发现、事后干预的机制，许多疑似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孩子只有在发生事故、上了新闻后，才能被从事相关救助的社会工作者注意到，而此时，往往已为时过晚，无力回天。

2015年9月1日，9岁的航航（化名）在红花镇实验二小附近的一个小区坠楼身亡。

那是学校开学的第一天。航航与妹妹和护送他们的奶奶一起出门。途中，本应一起到校的航航单独分开了，5分钟后，奶奶和妹妹到了学校。再过5分钟，航航从旁边一栋小区的楼顶上坠了下去。

航航的父母都在外打工，把他一个人放在托管中心生活了两年。他住的宿舍灯光昏黄，许多张上下铺连排放置，空间十分压抑，一进门就有一股令人不舒服的味道扑面而来。

知道航航在托管中心生活得好不好吗？知道他住的地方什么样子吗？对这些问题，航航的父亲只是摇头说不知道。他焦虑地抽烟，无声地掉着眼泪。航航身边的亲属，无论远近，没有人能说出孩子疑似自杀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郭斌说，像航航这样的孩子，很有可能在生前最后一段日子已经患有抑郁症，问题在于不被身边的人觉察，也无法在事后再行诊断，所有的推断，只能建立在“疑似”的基础上。

他介绍，国外对抑郁症的筛查通常采用DSM-5量表，主要指标包括容易愤怒、达两周以上的持续性情绪障碍、丧失兴趣和快乐、切断社交联系、低自尊或无价值感、无望的心绪和重复性自杀想法等。

但相比成年抑郁症患者而言，儿童抑郁症更难诊断。这是因为孩子的许多问题不能像成年人一样自我觉察、主动表述，并且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本来就具有不同的情绪特点，常常会掩盖抑郁症状，“有些极端的例子，前一天看起来还像一个普通孩子一样，第二天就自杀了。” 郭斌说。

但家长如果足够关心孩子，仍有许多机会察觉那些代表警戒的“红色信号”。孩子性情大变，远离老师和同伴，长期食欲不振，在网上搜索自杀相关信息……过去大量案例留下的线索都表明，再隐蔽的病征也有迹可循。

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却因此恰恰成为“隐身人”。照顾他们的老人或其他亲属，第一时间往注意不到孩子的情绪问题，而相比其他孩子更独立、更少被看管的留守儿童，一旦有危险想法也更容易付诸实施。

心理问题进行时：或持续至成年、波及至他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告诉记者，家庭之所以能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最佳保障，是因为它提供了两样最基本的、孩子必需的东西，一是基本经济条件，二是亲子情感的密切联系。而留守儿童遭遇的问题就是后者的匮乏。

儿童心理学认为，在儿童10岁以前的关键成长期，如果与父母没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很多孩子会情感淡漠、自我封闭、缺失自信和安全感。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潘璐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指出，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将滞留到成年后，并且开始留守年龄越低，留守时间越长，父母联系越少，成年以后的抑郁、焦虑水平越高，自尊越低，人际困扰越多。

“我认识一个第一代留守儿童，他是80年代中期开始留守，并且是当时农村还不常见的独生子女。他告诉我，小时候想父母实在难受得不得了，就会把头埋在父母的衣柜里闻味道。他七八岁的时候夜里害怕，想去姥姥家睡，还曾经孤身一人在深夜穿越坟地走到邻村。”郭斌告诉记者。

这些历练让这个孩子成长为了一个更独立、勇敢的成年人吗？“完全没有！”郭斌有点激动。

这个人成年以后，面临严重的情绪控制障碍，因心理疾病向社工求助。他的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都不和睦，还有家暴行为。“很多留守家庭的问题是，父母不懂得如何爱，或者失去了以交流沟通向孩子表达爱的机会，这个孩子未来的人生中，可能在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出现问题。”郭斌说。

而亲子情感联系的淡化或失去，对家长而言，同样难以接受。

家住西华县东高庄的张亮（化名）今年升上二年级，家里收入也稳定下来，一直在外打工的妈妈终于决定回家了，母子俩都为这个决定开心不已。说到妈妈回家的好处，张亮能数出一大堆：妈妈能陪我玩，能跟我聊很多爷爷奶奶不知道的事情，能给我讲我不会做的作业题，能天天给我洗澡换衣服……

但不管孩子表现得多喜悦兴奋，到了晚上，他就是不愿意跟妈妈睡在一块儿。妈妈为此做了很多努力，有一天张亮终于答应了。但第二天早上五点天还没亮，妈妈发现身边的孩子不见了。原来他实在不习惯，半夜爬起来偷偷跑去爷爷奶奶的屋子里睡。

但这只是亲子间隔膜的一种最温和的表现。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傅艳在十余年公益生涯中了解到，留守儿童家庭一旦从留守转为重新一起生活，许多家庭往往会发生严重的家庭暴力。

“在南充营山就有个女孩子，从小父母外出没人照顾，后来妈妈又生了个弟弟，回到老家带两个孩子时，女孩已经6岁了。母亲跟婆婆有激烈矛盾，直接把婆婆赶出去了，成了仇人，孩子是婆婆带大的，跟妈妈也势同水火，妈妈连续两年把孩子往死里打，暴力夸张到了极点。”她向记者回忆。

傅艳还告诉记者，类似案例并非罕见，其中有大量因为未见诸媒体，并不为公众知晓。

“过去父母不管，到八九岁以后再一起生活，父母不知道怎么管教，孩子其实又是恨他们的，而且恨之入骨，父母在一个仇恨的小生命面前，很多时候就只有暴力。”她解释。

社会行为，需要重点关注，还是反对歧视？

2015年10月18日，湖南邵东县小学一名女教师被害，3名嫌疑人年龄最大的13岁半，最小的不满12岁。媒体报道指出，他们均为留守儿童。

心理咨询师武志红认为，1岁前遭遇过亲子严重分离的孩子，患重型精神疾病、人格障碍等的几率大大增加；1-3岁屡屡遭遇与母亲严重分离的孩子，患人格障碍的几率大大增加，并且，他们会有较强的归罪他人的暴力倾向，也因而成为犯罪高发人群。

“某些留守儿童表现出的反社会、攻击性行为，和抑郁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亲子依恋的匮乏使他们产生许多仇恨和愤怒，但无法正常表达与释放，某些孩子转为向内的自我攻击，就表现为抑郁；另一些孩子向外部攻击，就表现为暴力触法行为。”郭斌更具体地解释。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旭东告诉记者，他们调查发现，只有50%的留守儿童说父母知道自己放学之后干什么、和谁在一起；同时，只有不到一半代养人知道自己照顾的双亲留守儿童的课余行踪。这意味着，他们与社会的接触是缺少监护的。

“做十一五规划时，我们成都曾经统计过，本地治安案件发案率中儿童比例相当高，而在儿童治安案件发案率中，流浪儿童至少占70%以上。少年犯、工读学校、少管所中的孩子，80%以上都有过流浪经历。”曾多年担任救助站站长的成都市慈善总会秘书长荣道清对记者说。

流浪儿童的定义是：超过24小时脱离监护人看管的儿童。在监护权和社会管理缺失更严重的广大农村，不少留守儿童以“半流浪儿童”的状态生活，这意味着他们时时踩在危险线上。

“我们社会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必须前移，必须从预防开始。一旦孩子进入救助站，尤其是多次进入，后面的工作就很难了。”荣道清向记者强调。

但也有研究发现，部分留守儿童反而在心理行为方面表现得比过去更出色。记者在四川凉山走访多家村镇学校，部分老师就认为，留守儿童比孤儿、病残儿童等其他困境儿童状态更好，但又比一般孩子更独立、自主，反而不需要老师多操心。

孙宏艳和张旭东主编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报告》提供了一份样本量为7342名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近三成留守儿童产生忧郁、焦虑、愤怒等不良情绪，但还有逾七成性格较原来更独立。

直接接触留守儿童工作的全国妇联儿工部工作人员李舒也觉得，不宜过分强调个别留守儿童的极端案例。“我们会发现留守儿童是有心理问题，但是也不是普遍都严重，他们的现状、成长大面是比较好的。”

据她了解，全国尚无部门大范围统计留守儿童犯罪的相关数据。“如果武断地说他们犯罪问题特别严重，特别容易标签化和妖魔化，我们觉得一定要慎重。”

“最重要的始终是预防。”郭斌对记者说。他已经连续两年通过北京市人大代表、民建中央政协委员提出议案提案，倡导建立一个学校、政府、社区、社工组织共同参与的留守儿童心理保护网络，重点培训老师、家长的相关心理学知识，编写对在校生的心理评测和筛查表，推动专业心理工作者入驻学校，并重视公益宣传，让整个社会开始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保护。

编后：缺少父母的陪伴，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果说外出打工是出于家庭经济状况不得不的选择，但对子女的监护，是父母法定的责任。外出务工的父母们，平时如何与孩子联络？如何看待自身的监护责任？对家庭的未来有何打算？请关注下期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