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菜回来的吴志达正在记账。

为了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数据采集，1984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牵头在全国28个省市区组织了一次全面的农村经济社会典型调查；在此基础上，1986年建立起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体系。调查体系范围目前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355个县市区、360个建制村的2.3万个农（牧）户，成为仅次于国家统计局的第二大农村住户调查体系。

调查体系运行30年来，用大量一手数据翔实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及时准确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农村新情况新变化，为各级党委政府制定农村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作用。

“鱼12元，菜8元，洗衣粉22元，肉11元……”11月4日，买菜回家的吴志达，在记账手册上记下当天的收支情况。晚上睡觉前，他还要对账本做一次补充。这个习惯，63岁的老吴坚持了30年。在漳州市龙文区步文镇后坂村，像他这样的记账户，一共有50个。

后坂村是我省11个、全国360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之一。调查系统运作30年来，后坂村贡献了129万个数据。这些数据，一点一滴地记录着这个传统农业村的城镇化历程。

一个村庄的30年变迁

严国良是后坂村观察点总辅导员。他向记者展示了1985年与2014年两个年份的农户统计年报。“以前，填表时，主要精力都花在统计农户的土地、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售、农资采购等方面。现在，这部分内容基本空白。”

刚列为观察点时，作为沿海平原农业村的代表，后坂村还是一个粮蔗双高产的纯农业村，农业产值占全村总收入的九成以上。那时，吴志达家承包了四分六的耕地，种水稻、甘蔗，也种些水仙花。每年，他可以存下1000多元，这在当时已算中上收入。“建栋房子要1.6万元，我得攒16年啊！”吴志达回忆道。

80年代中期，村子开始从“米袋子”变成“菜篮子”，养殖业日渐兴起。1991年，吴志达养起了淡水鱼。短短1年，他就成了万元户，盖起二层小洋楼。同时，大量农户办起了米粉、粉丝、竹编、麻绳、竹器“五小”手工作坊。后坂还是知名的咸菜腌制村，高峰时，全村有130多家咸菜厂。

1994年，后坂村从市区引进第一家木材加工厂。此后20多年里，胶合板加工业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严国良如此形容当时的景象：“曾经稻花飘香的土地上，醒目地摆放着一排排削成薄片的木板，房前屋后飘散着木材的香味。”不久，吴志达从家庭存款中拿出5万元，与村民合股办厂。到去年，经营着3家胶合板厂的他，已是百万元户，住进了小区楼房。

新千年后，后坂村工业化高速发展，形成了木材加工产业集群。2001年，全村总收入达2亿元。工业化与城镇化并驾齐驱的同时，处于城郊的后坂村逐步耕地锐减、农业萎缩，到2007年，全村农业收入占比不足0.3%。

三农决策的智库

30年来，在雷打不动的“日记账、月小结、年终汇报”模式下，后坂村形成了129万多个数据、95篇专题报告和116条信息；此外，每年还要进行大量的专题调查与三农热点问题调查。

“后坂村拥有大量一手的历史资料，是观察农村的重要窗口，各种难点、热点问题都能在此得到灵敏反映。”漳州市农村观察点办公室主任郭细其说，在漳州，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些看不准的问题、拿不定的主意，就去观察点找答案”。

1997年，不少农民反映，粮食定购补差标准定得过高，加重农户负担。粮食部门却不认同。当地决策者一时感到头疼。为此，调查员来到后坂村，翻出了1985年以来的档案。档案真切地记录着历年来的粮食定购价、市场价和补差价。于是，调查员把1985年至1996年的数据一一抄录出来，进行分析对比。在事实面前，粮食部门无话可说，主动压低补差标准。

农村观察点往往能够及时发现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1993年，后坂村在进行年终数据汇总时发现，高收入农户种的都是低效益的田。按照农民们的说法，就是“谁家的钱多，谁种的田草多”。“工业发展后，许多农户把农业变成副业，导致全村抛荒、半抛荒面积达92亩。”郭细其说，经过调查，一篇报告很快出现在漳州市领导办公桌上。报告提出，在保障所有权、稳定承包权的前提下，放活使用权，让耕地在市场调节下实现有效流转。很快，这一建议在全市推广。2年后，漳州市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20%。

通过观察点，还能对正在试点的新政进行跟踪、评估并进行反馈。1997年，漳州开始推行生猪定点屠宰。其间，龙文区部分单位趁机搭车收费，从寄养、盖印到拔毛，要收5种税费，费用比原来分散屠宰多了1倍。为此，后坂村观察点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要防止把生猪定点屠宰“好经”念歪》的呈阅件。不久，当地政府在全市电视电话会议上公布了这一情况，并责成工商部门抓紧查处。

数据如何才能更精准

2001年，漳州在全省率先设立市级观察点。4年后，观察点遍及每个县市区。2009年，省里推广漳州经验，在各地设立地方观察点。至此，我省形成了国家和地方相互衔接补充的农村长期固定跟踪调查体系，它已成为集常规调查、专项调查、动态监测和分析研究于一体的重要农村调查体系。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林本喜是观察点调查工作的指导员。去年，他多次赴各观察点考察。“我们看到，农村发展变化不仅迅速，而且在土地制度、农业产业更替、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亟待学者去研究解答。”因此，林本喜认为，农村观察点可考虑公开，供学者及科研机构及时跟踪研究。

在林本喜看来，农村观察制度还应提高调查样本的代表性。“30年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样本点是否还能代表农村全貌？建议进行科学论证，及时调整。”他说。

农村观察制度尚需完善现有的指标体系。林本喜以渔业生产为例说道：“福建是海洋大省，原来的指标设计侧重于种植业，而与渔业生产相关的指标则不够完善；因此，要建立指标动态调整机制，特别要增加反映当前农业生产方式和结构调整、生产效益、社会民生等情况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