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庙里的一株桧树旁，立于明万历年间的石碑上镌刻着端庄的颜体字：先师手植桧。阿里山有一株植于周公摄政时代的红桧，人称周公桧，被誉为阿里山神木。显赫的人与树之间存在着某些瓜葛，这是中国的文化。朱熹与树之间，也留下诸多流传至今的故事。

朱熹的父亲朱松因力主抗金得罪相党权贵而外放，后带着家眷到尤溪担任县尉。一晃三年任期就过去了，任满之后借住在同事的城南别墅，开馆授业。后来就在塾馆里生下儿子朱熹，乳名沈郎。再过七年后，朱松又赴建州（今建瓯）谋职，家人随其迁居。临行前，他领着七岁的小儿子种植了两株小樟树，这两株香樟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沈郎樟。一百多年之后别墅扩建，宋理宗御赐“南溪书院”匾额，沈郎樟至今仍矗立在书院之内。

这两株樟树若果真是朱松父子种植，按照常理当年种树的时候，主角应该是父亲朱松，七岁的朱熹只是在一旁玩耍的看客，至多也只是打个下手。可是，老百姓都相信是沈郎亲手种下的。历史上的朱熹，不止一次被人捧上高高的地位，也不止一次被人打压，失意落寞，沈郎樟却挺直腰杆矗立了800多年，冠盖如云，荫庇万民。

在建瓯，朱熹当年居住的环溪精舍，古人的踪迹已全无。只是精舍不远处有一口艮泉，传为朱熹所掘。井旁一株榕樟合生树，也说是朱熹种植的。仰望树冠，枝柯交错，分不清哪是榕树、哪是樟树。细细揣摩，这树倒是与朱熹的一生契合。其实，朱熹在环溪精舍也只住到十四岁，他的父亲朱松就去世了，不得不再度迁徙。

朱松临终前把家小托付给同样是被权相秦桧排挤，赋闲在家的抗金将领刘子羽。刘氏是崇安富室，颇具家资，他不仅在五夫里的府第旁修建了一栋房子，即后来的紫阳楼，供朱熹母子一家人居住，还赠送田产，供养朋友的家小。现今所见到的紫阳楼已经是近年复建的，“紫阳楼”三字也是简体楷书。令人惊奇的是，紫阳楼左近也有一株硕大的古樟，据说也是朱熹手植。这株樟树虽然临小河沟生长，与沈郎樟相比，却少了几分苍黛之色。

朱熹在崇安五夫的屏山书院得到良好的教育，先后由刘白水、刘屏山、胡籍溪教授课业。此三者史称武夷三先生，均为朱松旧友，视朱熹为子侄。在他们悉心栽培之下，朱熹19岁中王佐榜进士。朱熹在同年中成绩不算拔尖，后来的建树和影响，却毋庸多言。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朱熹于次年春天回祖籍婺源，沿着婺饶驿道登上九老芙蓉山（文公山），祭扫先祖墓，并在四世祖朱惟甫妻程氏墓地周围按八卦方位种植了24株杉树。笔者前不久拜谒文公山时，还看见墓地周围有16株杉树依然郁郁苍苍。管理人员告诉我，当地林业技术人员测定的树龄，与朱熹回乡扫墓时间吻合。虽然没有其他力证能显示这些杉树一定是朱熹所种，但我尊重婺源的百姓对朱熹的爱戴。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思想巨人，与孔子一起被后人并称为“北孔南朱”。配祀曲阜孔庙大成殿的四配十二哲中除了朱熹皆是孔门弟子，可见朱熹的影响有多大。无论在尤溪、建瓯、婺源，那些据说与朱熹有着诸多渊源的树木来处已无从考据。但正如康熙皇帝所赞誉他“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启愚蒙而定亿万世一定之规”，朱熹本人就堪称一棵冠盖如云的大树，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