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2月23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林丽明 陈尹荔）近来，本报经济版策划推出聚焦农村老产业的系列报道，引起广泛关注。本报特别邀请了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建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福建省农村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黄跃东、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邱建生就相关问题各抒己见，期盼读者朋友争鸣。

记者：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农村老产业？

黄跃东：历史性、地域性、一定的生产规模、特色农业、劳动密集型、附加值高，是农村老产业的六大标签。它必须是经过长期生产生活积累形成的，有悠久历史的产业；它必须覆盖一定的地域范围，比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客家地区等等；必须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得到消费者的认知和认同，能产生经济效益，成为或能成为当地发展的经济和物质基础；它应该与特色农业息息相关；它应该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大家就业，大家分享利益；它卖的不只是产品，还是地方文化内涵，因此具备较高的附加值。这六大标签使农村老产业在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过程中，引人注目。

邱建生：乡土知识的重新发掘、乡土文化的恢复与重建，正是重新发现农业文明价值的一项具有迫切性的基础工作。而重振农村老产业正是通过对地方性知识和乡土知识的重新发掘，为农村新经济的发展增添别样动能。

温铁军：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我国出现农业生产过剩的问题。我们现在关注农村老产业发展就要关注农业结构性问题，对此，中央已明确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直指农业结构性过剩。此外，一些地方农业规模化发展还带来了面源污染、“人参卖出萝卜价”的问题，导致恶性循环。因此，地方在开发农村遗产或特产的时候，应该对片面追求工业化模式进行反思和干预。

记者：发展农村老产业有何意义？

邱建生：“做乡村、山川、河流的守护者，保护故乡的生态环境；做乡土文化的守护者，保护故乡的人文环境；做乡村手工经济的守护者，增强乡村经济的自主性。”——这是我们倡导的爱故乡活动的行动宣言，也可以说是发展农村老产业有望给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契机。全球化的进程中，外来的工业打破了农村固有的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农村出现了“空心化”以至凋敝。而发掘原生并扎根于农村的老产业，有望吸引资本和人员回归，全面撑起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大梁，实现乡土再造。

黄跃东：我总结出发展农村老产业的五点益处：

第一，我省是特色农业大省，农业的竞争优势不应拼规模，而应拼特色，农村老产业特色优势十足，这对于培养客户黏性非常重要。

第二，发展农村老产业是很好的扶贫药方。首先，农村老产业覆盖的地域，一般在经济落后地区，产业技术门槛一般也不高，并且是公共资源，个人、企业、集体都可以投入，相对工厂来说，发展农村老产业可卖产品、卖文化、卖服务，收益周期更加稳定，利益共享性更高；其次，它的发展有利于一二三产业在农村融合，集聚更多资本和人才，吸引返乡创业和创客空间落户；最后，农村老产业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品牌自我保护能力强，其他地方抢不走、复制不了，只能被带动发展。

第三，产品—产业—产业链—产业集群，沿着这样的发展脉络，有利于农村产品的培育和深化，进而打响整个农村产业的综合地域品牌，形成农村经济深度转型升级的契机。

第四，发展农村老产业涉及的要素点多面广，可以成为农村综合治理的抓手，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建设和农村发展。

第五，有助于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解决农村“工业品进得去、农产品出不来”的问题，有助于打通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

温铁军：在农业4.0的时代，我们要强调农村经济的本地化和多样性，强调农村经济的生态化，强调生态、生产、生活合一。只有这样，中央交给福建的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任务才能完成，农村就能成为福建生态省建设的最好基础。福建要在秉持生态文明试验区定位的同时保住发展动能，就要把很多传统的、本地化的东西当成遗产来发掘。“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素有“十里不同风”的传统，保存着成千上万种本地化的传统遗产或特产，发展它们符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既能与本地的生态环境条件紧密结合，又能充分发掘极高的文化附加值。

记者：发展各类农村老产业要注意哪些问题？

黄跃东：不是所有的农村老产业都需要去开发，尤其不能遍地开花，应该以经济效益为主要衡量标准，兼顾生态、社会、文化效益，鼓励有条件、有潜力的地方去发展，鼓励发展有市场前景的农村老产业。政府重在营造好的发展氛围，尤其要注意不能包办。

温铁军：要改变一些地方政府乱伸手的行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过去，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财政高负债，往往更多地去亲资本，而不是亲环境、亲民生、亲社会、亲贫困，这“四亲”应该成为相关政策的主要导向。财政高负债还导致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去寻租，在管制行业发展的同时，客观造成发展瓶颈和障碍。这些行为不清理的话，会阻遏创新。其次，要发动农民，围绕这些本地化的遗产或特产形成合作组织，发展共享经济，才能保护好创新。再次，应该解决地方政府高负债的问题，比如探索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化解地方政府高负债，等等。最后，要遏止“旋转门”等不良现象。

业态方面，要反复开导农民组成合作社，一定要先搞二三产业，尤其是要先搞第三产业，一开始就用工业化模式发展农业的合作社失败概率很高。

内容方面，要怀着恭敬之心去看待地方文化遗产或特产，不要只把它当成产品，要把它当成与生态、生产、生活结合的具有文化内涵的品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向群众学习。

一定要有思想创新，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生态化这么重要。现在不少地方还在用工业化的思维，规模化生产农村的遗产或特产。在有些领域中，工业化时代所形成的产业化模式是客观存在。在工业化时代用工商业资本改造农业的时候，会形成一批产业化的公司，它占用了大量的财政资源，也形成了大量的银行贷款乃至不良资产。要化解这些工业化农业类企业的现有和潜在矛盾，防止危机爆发，同时叫停这种发展思维。

记者：如何推动农村老产业发展？

黄跃东：我省已经有不少发展农村老产业的产业基础，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做，全省农业注册商标里就有不少农村老产业的影子。但我省农村老产业的发展还是存在一定的瓶颈，应该着力破解。

一、种植这一环节的农村老产业发展得不错，但加工类的农村老产业还需要进一步深度挖掘，技艺需要整理收集。同时，加工类产品卖得不多，出现了凋敝的现象。

二、不少农村老产业的潜力和意义还不为大家所熟知，面临失传。开发的时候，要赋予新内容和新内涵，不能一味复古，要嫁接新的东西。要推动生态产品的开发利用，推动本地的人文开发和经济开发，在新的起点上实现转型，实现品牌价值和地域价值。

三、农村老产业是很好的文创资源，大部分的发展路径应该是三产融合，不是简单地开发产品形态，可以结合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打造公用区域品牌，开发其附加值，延伸产业链，这有望扭转我省农村产业附加值低的颓势。

四、溯源老产业的历史文化时，要跟大众需求对接，要跟当地的历史文化建设相结合，培育乡愁产品、休闲产品、特需产品，开发定制产品和体验产品，带动休闲农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

五、要加强人才培养和机制创新，以及文化调查和普及工作。要鼓励编村史，做好调查等基础性工作，形成决策参考，并总结提升加以宣传。应该发动乡贤、回乡大学生、志愿者、慈善机构、社会资本等社会力量，推动农村老产业的发现、挖掘和开发，甚至推动城乡社区的扶贫合作，让外来力量和本土力量共同推动农村老产业的发展，并享受到均等的公共利益和良好的发展软环境。

六、农村老产业是共享经济、共生经济、合作经济，目标应该锚定产业集群，竞争力才会更加集中。

七、应该充分利用微电影、社交媒体、文艺创作、植入广告等新兴模式，利用社群营销等互联网元素，吸引创客集群的加入和创客基地的落地，突破农村老产业的营销瓶颈。

邱建生：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已经形成了较为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及生态化转型，这些中产人群可以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也使得互助型农业发展成为可能。互助型农业即城乡互助，城市消费者从被动转变为主动参与农业的生态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三赢”，即大自然得到保护、消费者获得健康的食物、生产者得到相应的利益。消费者不仅仅是农业产品的购买者，也是农业文化的参与者，他们在参与中与生产者建立信任，在参与中推进农业的生态化转型。可以建立城乡资源互动平台，构建城乡互助社区，促进城乡之间在人才、资金、物质、物权等方面有效对接和配置，推动乡村的资金互助事业，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激活社会的爱故乡力量。

温铁军：农业4.0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在手段上借助“互联网＋”，另一方面在理念上是社会化的、城乡合作的、互动的、生态化的。去年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一二三产融合，这是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在当下的过渡战略。

除了强调绿色生产方式，我们还应该用社会化的方式来推动生态化。应该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通过大量社会小组织从事对本地文化、品牌、遗产的发掘和保护，而不是用资本化和工业化来推动生态化。只要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通过发展社会化参与式生态农业，就是一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空间是无限的。

要通过农业科技体系或者科技队伍，做好不同资源、气候、地理环境下的地方物产特征研究，做好普查，对本地物产、文化和本地人的社会生活做出相关性分析，再利用互联网的传播条件，把它们变成福建的特色资源、特色人文。

21世纪在国际上崛起了一个新概念——社会企业（Social Interprise）,强调放弃追求自我利润最大化的盈利目标，放弃个体理性，追求社会理性、环境理性。我们在北京郊区就通过这种模式建立了小毛驴市民农园，搞市民农业。一方面，通过有机农场给市民配送蔬菜；另一方面，农场把土地租给市民耕种，市民自己劳动自己收获。试验取得了成功，发起人石嫣被评为第十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这种社会企业的模式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