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一些农业热点问题？

记者：如何看待和处理农村产业链外流的问题？

朱四海：产业食物链越往后端，附加值越高，这是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价值分布规律的，这也决定了农村产业链的后端成为各方争抢的“香饽饽”，容易外流。

要解决农村产业链外流，可以通过外在价值干预，实现整个产业链价值分布的再分配，以追求社会平均利润率；可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引导产业链相关环节的集聚；可以培养现代农民，对精英回流农村进行制度安排。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化生产再分工，不能由政府干预产业链分布，要发挥市场在供求关系上的理想状态和决定作用，政府不要越界。

黄跃东：产业链外流延伸是一件好事，但核心部分要留在本区域内。要寻找更好的合作模式，建立共享共赢的机制。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生产、加工、流通要形成比较好的合作机制。政府要引领信息化建设，不要干预社会分工。农民也要联合起来，使合作社足够发育，促进信息获取和运用能力的提高，提高整体竞争力。

可以考虑这样的模式。先做好合作社，让大家都成为利益相关者，在合作基础上，再建一个加工企业，工厂就不容易迁移或转产。现在的问题是，合作社与加工企业合作，加工企业一走，当地农业就全垮了。

记者：药食同源的开发，是否是农产品深加工的好思路？

黄跃东：很多中医上定义的药性等知识还未被现代药理证明，个人认为，药食同源不是推广的方向，易走入误区，引起消费者的痴迷。应充分利用福建省多元地域文化特色，开发具有“故事”的农产品。

朱四海：宁夏全省推进枸杞生产，就是药食同源开发的标杆。关于此类开发，中医药典上的相关知识非常多。但是，这种尝试在商业信誉、市场认可度、消费者忠诚度等方面都要面临巨大的考验。在这方面进行开发，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大，需要多方合力。市场进入者应在市场周期的不同时段采取不同的利润分成模式，联合各方进行共同的市场培育，并分配大致相同的社会平均利润，制定全生产周期的共同成长方案。同时，功能性产品的开发水准有待进一步提高，杂食、混合性食品的开发还需要分类施策。

记者：如何看待价格机制的形成？

朱四海：目前的价格问题是农产品结构性过剩造成的。进行价格干预，唯一能调整的是上市的起步价，大宗农产品上市的价格多是根据去年同期价和多年的市场预期形成的。只能通过掌握入市定价技巧由政府进行干预，谁都没有资格去垄断或者控制整个产销过程的价格走势。

记者：如何看待部分农民的保守意识？

朱四海：农民的保守意识是客观上存在的，其实就是风险厌恶，他们承担不了太多风险。

农民自身的技术、资本不足，导致了他们不想、不敢、不能进行创新突破，这决定了他们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没有现代农民就没有现代农业，就无法实现农业的区域性布局和规模化生产，无法支撑现代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但问题是，目前，农业企业和农民的正相关性不是很强，毕竟，风险转嫁，谁又愿意呢？这是我省乃至我国农业现阶段的一个难点。

记者：如何看待和解决农村产业发展的跟风现象？

朱四海：农村产业切忌跟风，但不可避免地呈现雁群发展模式。一定要由更高层次的人来引导、领导。否则，做到一定层次，农民驾驭不了，会集体崩盘。

农业带头人也会带错路。这是正常的市场规律，不可避免。但要在事前充分做好考察论证，事中严格遵循市场规律。

记者：农村产业形态中，第三产业发展现状如何？该如何改进？

朱四海：农村金融是典型的农村第三产业业态。 然而，在需求和供给之间还有很大的缺口，存在断贷、惜贷的问题。涉农贷款成本高、信贷产品和涉农企业的信贷需求不匹配、信贷总量和信贷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依然存在。农村金融需要更接地气，需要更多的创新，设计更多普惠性更高的金融产品。

黄跃东：农业的三产融合，重点在第三产业，其中，乡村旅游是典型业态。以前，农业是旅游的副产品，现在，休闲农业已经渗透到景区，要让农业成为景观、农居成为景点、农村成为景区。要通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结合，吸纳一切时尚文化和城市先进资源要素持续向农村流动，解决农民的就近就业增收。

除了发展乡村旅游外，还需拓展农村的信息等公共服务。信息化发展使农业休闲旅游的消费、服务、经营、管理发生革命性升级，在走向信息智能化的阶段，“信息”应列为诸要素之首。随着散客化、自助化、个性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公共服务越来越重要。

还可以发展金融服务，要鼓励创业、创新、创客。要引导和支持返乡农民工、大学毕业生、专业技术人员到农村自主创业，引导新农人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并与农民在产业链上合理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