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娶亲本是件喜事，如今在一些地区却成了农民的沉重负担。问题就出在巨额彩礼上。以河南省柘城县周边为例，这些年来娶亲礼从六万六、八万八一路飙涨，后来干脆按斤称人民币，再加上一辆汽车和一栋楼，估算下来，一对新人从相亲到过门，开销得要50多万元。为了帮助儿子完成婚姻大事，一些农村家庭不仅要拿出多年的积蓄，还要四处借债。

事实上，无论城乡南北，都有结婚送彩礼这样的传统。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到改革开放后的摩托车、金首饰，再到如今的房子车子，人们对彩礼的追求也是跟着时代不断变化的。而彩礼之所以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并较城市更有影响，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这里面有传统农户养老上的局促，也有农村家庭急于脱贫的压力。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巨额彩礼背后，更多反映出来的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男性婚恋的困境。

如今在农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已成共识，农村男青年在婚恋问题上的话语权和选择空间更加有限。除此之外，农村彩礼不断攀升还与经济发展有关。这些年来随着农村收入水平的提升，大部分农民手里都有钱了，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手头更加宽裕，这就为巨额彩礼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

不断加快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城乡之间更加频繁的交流，又构筑了农村彩礼不断飙升、结婚成本不断上涨的现实格局。除了通过考学等渠道离开农村的，还有大量的乡村女青年涌入城市，从事着餐厅服务员等方面的工作。传统乡村相对封闭、单一的婚姻“市场”也随着人口流动趋于开放和多元。与此同时，村庄内部农户的不断分化又使问题进一步凸显，有的家庭愈加富足，有的家庭则后劲乏力，甚至跌落到贫困的序列，更加重了在婚姻竞争中的不利。

转型期的乡村社会，运转方式也与以往不同。村庄集体与村民之间关联减弱，村民呈现更加原子化的状态，也为婚姻中攀比之风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在一些地方，乡村红白理事会以及乡贤缺失，传统乡村风俗逐渐式微，长期缺乏有效引导，一旦有人开了高额彩礼的头，跟风接踵而至，时间一长便成了整村整镇乃至整县范围内农民生活的常态。反过来，这种风气又压迫着人们的内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打破这样的“规矩”也就更加困难。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作为单独的个体要想去改变这个现实是很困难的。然而乡村的习俗是可以生长的，彩礼也如其他乡风民俗一样，不可能一直延续一个固定的样式。需要的是综合考虑社会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转变、社会保障水平等等，从多个方面入手。

加强宣传引导是首先要做的，比如有的地方就抓住了农村人爱看戏的特点，在新戏排演上做文章；拍摄微电影广为播放，各村街头贴宣传画，村委会开大喇叭……这种村村不落、铺天盖地的宣传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当然，观念的转变还是要基于现实的生活。说到底，大部分父母索要彩礼也是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基本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越穷的地方彩礼越高。乡村生活中有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需要数额庞大的彩礼去为儿子娶亲、家里的老人正在等一笔钱去看病等等。只有引导、帮助村民发家致富，消除乡村的贫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村民通过嫁姑娘改变家庭拮据的现象。而生产上欣欣向荣、生活上充满希望的乡村，本身也是在增加婚姻筹码的重量。

开阔年轻人的眼界同样重要。没有走出农村的年轻人与见过世面的人，在婚姻中的选择余地是不一样的。前者更容易局限在原有的狭窄的社会空间内，也更易受一地风气的影响。趁着年轻走向更大的世界，增长阅历和见识，不仅能提升自身能力，也能增加寻找真爱的机会。

当然，乡村有乡村运行的逻辑，即使如今与城镇联系更加紧密，仍不能忽视乡村内在的肌理。比如村民们但凡有点闲暇时间都会在庄前屋后聚在一起闲聊，借此了解彩礼的“行情”，就是这一肌理的一部分。需要做的便是了解其中的习俗和文化，并且善加利用。

这里，可以借用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来帮助认识乡村的状况：我们的乡村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虽然如今受到人口流动、市场大潮的冲击，这圈圈波纹依然显著影响着农民的生活，这也是中国乡村非常独特的地方。打破巨额彩礼固有的体系，钥匙就在这波纹以及人们日常的柴米油盐之中。而这些，并不是一两个部门就能完成的，需要探索的是一套全新的乡村治理架构，村级集体在这方面显然还有很大的余地。

往小里说，这是一个移风易俗的事情；往大里说，又关系着农村秩序的重建。而如今，诸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组织村民热热闹闹观看《朝阳沟》的场面还并不多见，从这一点来说，对乡村社会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

彩礼之所以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并较城市更有影响，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这里面有传统农户养老上的局促，也有农村家庭急于脱贫的压力。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巨额彩礼背后，更多反映出来的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男性婚恋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