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一篇《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的文章刷屏了。

不是什么心灵鸡汤、爆款文章，一则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学术演讲，满满枯燥的数据却能获得广泛的关注，体现了大家对于农村教育问题的关注。

演讲者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罗斯高教授，他常年扎根中国农村关注儿童教育发展问题，做过大量基础性的调查和研究。在演讲中他提出，中国想要越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必须要进一步提升劳动力教育水平，让更多人完成高中教育，但现实是中国农村却有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包括职中、职高；而农村学生高中完成率之所以低，是农村小学阶段和更小的幼儿时期的认知滞后所导致。解决的办法，除了加强营养之外，更重要的是增进陪伴，改变养育方法，“马上就要想想，怎么让妈妈留在农村，让她怎么教她的孩子。”

对于罗斯高教授的观点，社会上也有很多不同看法。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许多声音，都针对“让妈妈留在农村”这一建议提出质疑，认为其“空有情怀，却是违背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农民自身意愿的”，甚至有人认为“外来的专家不了解中国农村的现实”，并以“何不食肉糜”做类比。

为什么“让妈妈留在农村”这一建议，在舆论中会引起如此反弹？为何“父母陪伴孩子”这一最基本的人伦情感需要，却成了不符合中国农村现实？这些质疑本身或者比农村孩子的高中完成率低更令人深思。

首先，无论“让妈妈留在农村”这一建议对于解决农村幼儿认知滞后问题，乃至提升他们上高中的比例最终解决中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连串的逻辑推导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在幼儿的身心健康发育中，父母的陪伴确实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这是被无数研究所证明的客观事实，也是人们最朴素的生活经验。而且在很多农村地区，结构性的营养不良问题也普遍存在。当然，认知滞后问题和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学前教育基础建设、家庭的文化素质等因素密切相关，不是家长陪伴与否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在提升农村儿童整体发展能力建设中，确实是最基础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从这一点来看，“让妈妈（或者爸爸）留在农村”确实有其必要性。

再说现实性。当前，中国正处于高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年轻人需要进入城市谋生、发展、定居，这是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大势所趋，也是农民的自身意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留守儿童问题就应该成为必然，父母的陪伴就要成为奢望。

过去几十年间，巨大的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农民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其中最大的代价莫过于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根据2016年最新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数字是902万。

对于留守儿童问题，政府、社会各方面不可谓不重视。但是多年以来，在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下，在“我抱起了砖头，就无法抱起你”的现实制约下，人们似乎从被动的无奈转而在生活的惯性中，逐渐默认甚至接受留守问题的合理存在，围绕解决留守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着眼于留守状态下的生活福利的改善，而不能、甚至不敢奢望从根源上着手解决问题。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确实有现实的合理性。但是，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之时，在2020年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我们的发展是否还要延续曾经这种轨迹。在不断破壁的城乡二元体制，日渐被缝合的城乡发展鸿沟之间，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忍受留守儿童问题成为特殊的“中国农情”，还要继续面对“让父母陪伴孩子”都成为巨大争议的吊诡现实？我们是否能把从根源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明确为发展的政策取向，而不是仅满足于“代理妈妈”、“亲情热线”的缝缝补补？

最大的城乡差距，其实并不是高中阶段的完成率，也不是重点大学的升学率，而是在父母是否需要陪伴孩子这一问题上，城乡截然不同的观点和选择。既然在城市的育儿经验中，父母一边陪伴孩子却一边浏览手机都被视为极大的不负责任，那我们岂能继续允许农村大量的孩子甚至数年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岂能让父母的陪伴在农村继续成为一个饱受争论的话题。

当前我们也看到，有些改变已经在发生。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以及农村“双创”的快速推进，大量早年离开村庄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发展，这既为新时期三农发展注入了新的要素、开辟了新的渠道，也同时求解了“让妈妈留在农村”这一命题；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坚冰也在不断被打破，更高起点上、更有质量的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树立了更包容的发展观，吸纳进城务工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庭更稳定长期地在此发展。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本身就为破解留守问题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当然，留守问题的根本解决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等众多问题密切相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最起码，从政府到社会，都应该树立起这样共同的价值取向，于此才能进一步在制度安排中有更明确的要求，我们才能对留守问题的根本解决抱以更大期待。

对于留守儿童问题，政府、社会各方面不可谓不重视。但是多年以来，在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下，在“我抱起了砖头，就无法抱起你”的现实制约下，人们似乎从被动的无奈转而在生活的惯性中，逐渐默认甚至接受留守问题的合理存在，围绕解决留守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着眼于留守状态下的生活福利的改善，而不能、甚至不敢奢望从根源上着手解决问题。（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