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罗甸县打改小学的孩子们每天放学要走一两个小时山路。人民网记者赵艳红摄

“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没有红，没有绿，眼前只有一片灰黄”。一名留守女生在作文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一片灰黄”成为刺痛内心深处最苍白的声音。

6100万的数字是怎么来的

媒体在报道留守儿童这个话题时，引用最多的数字就是6100万。2012年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组成课题组，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支持，开展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0-17岁）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这意味着，全国每5名儿童中，就有1名农村留守儿童。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介绍，上述推算分析的样本数据，是从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原始数据中抽样，样本规模为126万人。鉴别留守儿童的方法，是根据普查内容里“与户主关系”这一项，判定儿童的父亲和母亲是否在本户中居住。父母至少有一方外出则被界定为界定留守儿童。

“农村劳动力将持续转移，农村留守儿童也将长期存在，留守儿童仍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准确掌握有关留守儿童的各种基础数据十分重要。” 段成荣回忆，当时做这个研究报告的一个背景，就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巨大规模和快速增长引起了各界关注，但是没有关于留守儿童的官方基础数据。

数字的背后，是地区之间不平衡、产业分布不均匀的发展现状，是亟待打破却仍然坚固的城乡二元壁垒，是无法承载更多人需求的社会公共服务短板。

孩子有诉不尽的思念，父母也有说不完的无奈。留守儿童当前面临怎样的生存状况?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打出怎样的“组合拳”？这不仅是某个家庭、某个地区的问题，也是社会的发展问题，有转型时期、发展路上种种体制机制不完善隐藏的纠结。

亲情缺失 留守儿童成为“事实孤儿”

早晨6点多，12岁的隆义冬和弟弟走了将近1个小时山路来到学校。沿途很多时候找不到路，他们只能在草丛、荆棘丛中艰难穿行，有时隆义冬会随身带一把刀，砍掉山路上碍事的树根和杂草。

两个孩子是贵州省罗甸县董王乡打改村的留守儿童。黄砖、木门、青瓦，刚刚盖起来空荡荡的两层楼是他们的家。家里除了两张木制的床，没有任何家用电器，二楼的地上堆满了包谷。

弟弟掐了掐手指：“爸妈已经一年半没回家看我们了，就去年过年时回来了3天，哥，对吧？“隆义冬低着头，没给反应。父母在他两岁多就离开家去广东潮汕打工，很少回家，有时甚至过年也不回，因为“节假日上班工资能翻倍”。

兄弟俩从没走出过大山，父母回家也偶尔说起城里的楼有多高，东西有多贵，却不知道兄弟俩很希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记者问“为什么不主动和爸妈提出这个要求？隆义冬犹豫了很长时间，说：“不知道，不想说，他们可能没想过要带我们去城里。”话中透露着对爸爸妈妈既渴望又陌生的矛盾。

说起照顾孩子，隆义冬奶奶无奈的摇摇头，“我有时候出去干活，只能把孩子反锁在家里。”

一两位老人领着几个孩子一起生活，是打改村常见的家庭模式。与村落闭塞的环境相对的，是孩子的沉默和木讷。只有提到爸妈的时候，他们眼中才会闪出些光亮，或者是默默流眼泪。 “父母生下我又不管我，那还不如不生。”村子里一个留守儿童失落的独白一直萦绕在孙方红的心头。今年46岁的孙方红，2011年来到罗甸县董王乡中心学校做支教老师。她所带初一班级一共有60人，几乎一半都是留守学生。

“相对于其他孩子来说，留守儿童可能有点儿‘闷’，他们不懂得怎样去表达感情。”据孙方红了解，爷爷奶奶们年岁已高，只能保证孩子吃饱穿暖，在情感、教育上，，往往力不从心。

一项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中有半数是父母都在外地打工，近30%孩子每年只能见父母1—2次，15%的孩子甚至整年都见不到父母。全国妇联的调查甚至显示，留守儿童中近四成常有孤独感，甚至有过自杀的想法。

“家长不能生下孩子以后就不管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有个别极端情况家长和孩子甚至几年时间都不见面，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极大的伤害。”共青团贵州省委少年部副部长张娜说。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曾对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河南等省的400名留守儿童进行调查，他发现父母的缺位让留守儿童面临安全无保、学业失助、品行失调等成长风险。“可以说，在留守儿童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里，他们几乎成了父母不在场的‘事实孤儿’。”叶敬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