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农村社区往往由政府主导，协调开发商定向承建，一些开发商不择手段压低建设成本，致使新楼质量低劣，“被上楼”农民口有怨言。中部省份某市3个村庄拆迁合并为1个新社区，2013年完工，共建有49栋高层住宅。村民网上发帖抱怨：地面开裂，房门纸糊，墙体漏水，已铺地板砖的厨房、卫生间防水要重做。

自2006年试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开，作为解决建设用地紧缺的这一制度创新，被部分地方政府异化放大和突破利用，盲目实施大规模撤村并居。

按照规定，增减挂钩项目区应在试点市、县行政辖区内设置，封闭运行，有些地方却违规有偿流转建设用地置换指标。此外，增减挂钩周转指标3年内应归还，而实际执行中许多地方拖延复垦归还耕地。据国土资源部调研组对24个试点省份调研，有的地方政府、开发商与国土监管部门串通作假，拖延复垦耕地，有些只是推平了事，其中布满建筑垃圾，无法耕种。

曾参与策划社区建设的深圳一家咨询公司董事长表示，生活方式转变的前提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核心是实现非农就业，而不只是村落形态上的简单聚合。如果违背规律盲目建社区，必定难以为继。

针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空城计”、“烂尾楼”现象，河南省委农办一位负责人表示，2014年经过全省范围摸底调查后明确提出：已经开建的要尽快完工，避免形成“半拉子”工程；建好的要完善公共设施，确保农户搬迁；尚未开工的则要重新论证，在城镇规划区外不允许再建新型农村社区。

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先后开建的新型农村社区有2000个左右。不久前，一项名为“瘦身核减工程”的行动悄然推行。

今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特别提出三个严禁：严禁强制推行大拆大建、撤村并居，严禁违反土地利用规划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严禁以“管委会”等机构取代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

安居必先乐业：先就业，缓“上楼”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介绍，从各地调查情况看，愿意搬、无力搬和持观望心理的农民各占1/3。农民反对的不是新型农村社区，也不是城镇化，他们不满意的是在收入不高、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赶农民“上楼”。

王永苏认为，未来我国还将有数亿农民要向城镇转移，最好的办法是让农民先就业，缓“上楼”。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在当前县域实体经济缺少较高收入的务工经商机会之前，农民家庭即使住上楼房，也是住不下来的。贺雪峰建议，国家须大力提升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力，让农民“住下来”工作，居住地和工作地没有分离，才能真正就地城镇化。

专家建议，可借鉴日本经验，发展六次产业，使传统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六次产业的形态非常丰富，例如农产品的品牌化、直销店、饭馆、观光农业等。

日本山梨县兴起“周末农业”，吸引东京市民前来租种小块土地，发展“市民农园”。一些农民在种植大棚蔬菜的同时，利用自己生产的蔬菜办起饭馆，销售自制面包、糕点、葡萄酒和大米，不仅延伸了农业产业链，还为家庭主妇提供了工作机会。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开始调整方向，在推进农村社区硬件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软件建设和产业配套，让农民就近就业，实现真正“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