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文件明确，实践证明，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配套工程。要打造一批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农村社区建设示范点，为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半月谈编辑部特别策划实施“问需于农：新型农村社区再调查”，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十年间的得失喜忧进行大规模专题调研。调研小分队记者在赤日炎炎的盛夏，分赴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重庆、江苏、浙江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真相，全面研究，求解对策。

在当前新挑战、新要求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何去何从？如何走出一条生态、生产、生活契合，就业、服务、管理并举，自然、文化、历史和谐的健康发展之路？多地仍在探路，未来任重道远，还须问政于农、问需于农。

校准新航向：直面争议再出发

——问需于农：新型农村社区再调查(上篇)

农村集中建设、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公共服务、公共资源的共建和共享，有利于土地节约利用和整体开发，有利于统筹城乡规划、改善人居环境。自2006年试点以来，不少地方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效初显；同时也处于舆论风口，颇有争议。农村社区建设亟待再审视、再出发。

农业大省大兴农村社区建设热潮，纷纷定出任务状和时间表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2011年10月，陕西省汇编完成30个重点示范镇镇域居民区规划，5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标准化模块方案，供省内各地参考借鉴。

2013年以来，陕西省在继续抓好21个省级新型农村社区试点建设的基础上，启动了1000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力争经过3至5年建设，1000个左右新型农村社区将达到《陕西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标准(试行)》，使全省20%的农村达到社区化标准，居住人口占到农村人口的25%以上，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城镇化、生活服务社区化、生活方式市民化。

在陕西省的整体规划中，关中地区利用渭河治理机遇，率先推进沿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发挥对全省的示范引领作用。

山东省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起步更早、动作更大。山东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走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县域中心城市为支撑、以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为基础的有山东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近年来，该省统筹谋划布局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与小城镇建设，将二者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并制定了《农村新型社区纳入城镇化管理标准》，不断加大投资、建设和管理力度。

山东省委副书记王军民认为，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有限，大量农村转移人口都进入现有城镇必然带来诸多问题。农村新型社区初步具备城镇的功能，规划、建筑、公共设施、教育条件等都向城镇标准看齐，有助于缓解城镇化过程中大中城市的资源和环境压力。

他还指出，随着农村社区各种服务功能的健全，吸引农民进社区集中居住，可以节省大量土地，也有利于吸引农村外出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对发展现代农业大有裨益。

半月谈记者在湖北调研时获悉，该省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探索形成了双沟模式、尹集模式、魏庄模式等，去年1月又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湖北省镇域总体规划编制导则》和《湖北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导则提出，引导散居农户和村落向集中镇或中心村集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在中原农业大省河南，党委、政府自上而下层层推动农村社区建设。2011年河南省第九次党代会作出决定：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增加新型农村社区这一战略基点，将传统的四级城镇化体系变革为五级体系，形成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格局。

时任河南省一些领导在不同场合强调，此举不减少农业用地，不削弱粮食生产，将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农村发展的“第二次革命”。此举也被省内媒体解读为“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或家门口的城镇化。

近年来，河南各地纷纷列出任务状和时间表：平顶山规划到2020年全市2620个村将合并成539个社区；开封提出全市2381个村规划为800个社区……

“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是农民的梦想”

半月谈记者在河南夏邑县曹集乡冉庄村采访时感到，这里的新型社区很受农民欢迎。冉庄村在夏邑县城东南角，出县城五六里就可以看到，一排排的二层小楼整齐漂亮，大街小巷全部是水泥路面，房前屋后的垃圾集中处理。

冉庄村有800多农户，现在已有200多户住进了新型农村社区，其余的农户正在积极申请，要求拆除老房，住进社区。

村干部王兴邦告诉记者，冉庄村原来是个养殖专业村，村民整体收入较高。这几年县城产业集聚区扩建，土地征用加上土地流转，村里很多农户都不再种地，有的自己做生意，有的在产业集聚区打工。全村村民购买的小轿车有100多辆。

“既然不种地了，收入也有保障，农民谁不愿住新型社区？”村民冉庆桥说，“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是农民的梦想。”

和冉庄村村民一样，河南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村民也对新型农村社区表示出欢迎态度。“以前的老村脏乱差不说，邻里之间还经常闹矛盾。现在大家不走泥巴路了，看个病啊，买个菜啊，不用出社区，生活真是方便。”干河陈村的村民闫小颂很满意这种新生活。

在江西省修水县新建的移民搬迁安置小区内，84栋楼房鳞次栉比，红墙蓝瓦。去年年底前，当地2000多名深山移民搬进了这里。从大山里搬迁出来的溪口镇围丘村村民徐桂秋，参加完县里组织的缝纫技术培训班，就在当地一家服装企业顺利就业，月收入2500元。她说：“以前在乡下种田，一年忙死忙活也就几千元。现在一个月能赚这么多钱，真像做梦一样！”

在重庆云阳县红狮镇向阳村，从2012年以来，有100多户农民自愿搬迁集中居住。半月谈记者在这个新社区的一个菊花加工厂看到，20多个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忙碌着，39岁的农民陈永珍手脚麻利地包装菊花饮品。从2013年返乡后，她就一直在这家工厂上班，作为熟练工，月收入有2300多元。

陈永珍说，搬到新社区后，以前的土地退耕还林，自己就近到村里的企业上班，丈夫也在合作社的果园当长工。

盲目撤村并居后遗症，“被上楼”难以承受之重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如火如荼推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同时潜伏着种种隐患和病症，在不同省份、不同市县、不同乡村，农民对其态度很不一致，干部与农民的反应又大相径庭，省市领导干部与基层干部亦存在认识分歧。究竟“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可谓众说纷纭。

在一些地方，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开发商资金周转不灵，加上农民上楼动力不足，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刚启动便遭遇“掉链子”，成了“烂尾”工程；有的建成后却长久无人居住，成了“鬼楼”。

在河南遂平县褚堂乡马庄村，放眼所见，是宽阔的水泥路、成排的路灯、整齐的联排别墅和高层住宅。但奇怪的是，偌大的社区没有一户人家。

村支书黄永亮介绍，新社区一共占地60多亩，设计有6个户型550多套房子。因为村民拒绝上楼，自2012年建成后至今已经空置了3年之久。

日晒雨淋之下，这里正呈现一副破败之相：有的院子里堆满了秸秆无处下脚，随处可见墙皮剥落景象。紧靠路口是唯一装修过的“样板房”，门锁锈迹斑斑，吊顶灯上缠绕着蜘蛛网。

在遂平县阳丰镇、确山县任店镇等地的社区建设现场，荒草丛生，塔吊高悬，随处可见尚未封顶的“烂尾楼”。根据现场告示牌的信息判断，有的项目超出计划竣工期两三年之久。由于停工时间过长，很多指挥部办公室大门紧闭，难觅人影。

夏邑县是豫东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该县骆集乡香太楼村党支部书记彭志愿告诉记者，从2012年开始，为了让农村就近实现城镇化，乡里不再给农民新批宅基地，谁家要盖新房，必须到乡政府所在地的双联中心社区买房。

在山东夏津县齐庄村，村民齐玉田原先居住的平房有180多平方米，还有个院子，拆迁后只换了一套75平方米的楼房、20多平方米的车库，而且又搭上了6000元钱。“不住楼也不行，没办法，干部老是逼着我们，胳膊根本拧不过大腿。”

半月谈记者在各地调研了解到，一些实施撤村并居的农村居民存在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明显不适应。不少村民仍从事农业生产，却要走出社区很远种田，没地方饲养牲畜、存放农机具和晾晒粮食，地下室储粮抬上抬下很麻烦。

一些农民上楼入住新型社区后，收入不见增长而生活成本增加，对此颇多怨言。他们透露，不少社区要以农房和宅基地补偿后差价购买，通常要花数万元到20万元。

河南夏邑县香太楼村民崔秀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村里自己翻盖一栋楼房10余万元就够了，在双联中心社区买一套房子，再优惠也得20多万元，靠种几亩地和打零工的收入，实在承受不起。

山东夏津县齐庄村村民齐秀亮说，齐庄村有310多口人，虽然不少人已经搬进楼房居住，但并不情愿，包括他在内。今年60多岁的齐秀亮，原来有260多平方米的平房，还有一个院子，但按照村里拆迁补偿的规定，拆除后只能给150平方米的楼房，还是在5楼，并且每平方米还要再交三四百元。他感觉不公平、不合算。

地处皖北的濉溪县孙町镇陈楼村，距离淮北矿业集团童亭矿区直线距离不过5公里，早在2011年该村便作为煤矿塌陷区纳入整体搬迁安置计划。按照规划，新村以农村社区的新模式建设在离旧村不远的地方，目前已基本完工，等待村民摇号选地基。但该村付家庄90户430余位村民因安置补偿标准过低，拒绝搬迁。

“谁都知道社区的环境好，交通也方便，但是，住在社区花销也大，水啊，电啊，菜啊，哪样不得花钱？自己在村里，房前屋后撒把菜籽，一年的青菜就不用花钱了。”陈楼村一位村民说。

在河南遂平县嵖岈山镇魏楼社区，为了节约生活成本，不少已经搬迁的村民甚至“住着楼房烧地锅”。徐尧村村民东洪涛算了一笔账：全家5口人，如果用煤气做饭，一月一罐就得120元。配合烧地锅后，一罐煤气可用3个月，这样每月好歹能省下80元。

除了争议较大的安置补偿、上楼生活成本外，一些农村社区的相关配套，距离真正的社区还有不小的差距。

安徽北部某市提出从2014年起到2016年底，80%的乡村两级完成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硬件设施建设；计划到2020年，基本实现农村社区全覆盖，农村新型管理体系逐步形成。然而，记者在该市县乡采访时，多位基层干部表示，对这一目标缺乏足够信心。

让村民无比头疼的更有搬迁之后的就业问题。“如今镇里不少新村空心化严重，缺乏产业支持。”安徽临泉县瓦店镇副镇长雍磊告诉记者，该镇及邻近村镇普遍缺少乡镇企业。

在江西黎川县熊村镇，当地政府实施“镇村联动”模式，一些农民从山里迁到镇政府所在地，住上了整齐划一的两层楼房。村民万增云告诉记者，因为没别的挣钱门路，集中居住后很多村民继续外出务工，看起来很新的社区依然是空心的。

该村大部分青壮年在外打工，留守家中的多是妇孺、老人，以农业种植为生。社区按统一标准规划，农民的庄稼地却一再压缩。“口粮地没有了，要我搬进新家做什么？”68岁的五保户村民赵清九叹气。

反省、纠偏：谨防社区建设“大跃进”与“一刀切”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农村社区历经多年发展，确实大大改变了昔日村落的落后面貌和人居环境，使当地农民过上新的幸福生活，然而，也有相当多的地方路子走偏，步子踩空。有的不尊重农民意愿，无视建设农村社区的硬约束条件，不遵循乡村与城市生活空间和文明形态的不同运行路径和发展规律，盲目规划，片面模仿，以行政化、运动式、“一刀切”的强势推进撤村并居，大拆大建，恨不得一夜之间消灭旧式形态的村庄而代之以集中居住、整齐划一的楼群小区。不少地方以城乡一体化名义强推“就地城镇化”，打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幌子，钻“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的政策空子，大搞圈地运动和房地产开发，捞取土地财政，炮制形象工程和发展政绩。

有识之士指出，即使部分农村社区“就地城镇化”出于良好初衷和积极的构想，但亦难解决县域范围内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严重匮乏，县域财政公共服务覆盖不到、提供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漠视这些与“人的社区”密切相关的根本问题，导致的结果是农民被动“上楼”，生活成本大涨；空置房和“烂尾楼”导致的土地、资金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县域就业机会不足，农民仍须选择外出务工等等。

2014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完成针对全国农村90个社区、1789位农户的调研后，发出预警：谨防农村社区建设走向形象工程。

该调研发现，社区建设政府主导，农民、社区参与不足，存在“外生强内生弱”的困境；社区发展惠民不足，在促进就业、提高收入方面的效果有限，面临“重建设轻发展”的困局；社区管理定位不清，面临“有机构无机制”的难题；社区公共服务欠缺，面临“重短期轻长远”的问题。

该项调研数据显示，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出于“政府政策规划”的占比为67.42%，出自“农民自发要求”的比重为15.73%，还有“产业发展或公共工程建设需要”占比是16.85%。

在一些地方，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外力推动”，而某些地方政府推行撤村并居，“醉翁之意”只在乎农民的宅基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眼睛盯着“土地财政”、“地产开发”。

新建农村社区往往由政府主导，协调开发商定向承建，一些开发商不择手段压低建设成本，致使新楼质量低劣，“被上楼”农民口有怨言。中部省份某市3个村庄拆迁合并为1个新社区，2013年完工，共建有49栋高层住宅。村民网上发帖抱怨：地面开裂，房门纸糊，墙体漏水，已铺地板砖的厨房、卫生间防水要重做。

自2006年试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开，作为解决建设用地紧缺的这一制度创新，被部分地方政府异化放大和突破利用，盲目实施大规模撤村并居。

按照规定，增减挂钩项目区应在试点市、县行政辖区内设置，封闭运行，有些地方却违规有偿流转建设用地置换指标。此外，增减挂钩周转指标3年内应归还，而实际执行中许多地方拖延复垦归还耕地。据国土资源部调研组对24个试点省份调研，有的地方政府、开发商与国土监管部门串通作假，拖延复垦耕地，有些只是推平了事，其中布满建筑垃圾，无法耕种。

曾参与策划社区建设的深圳一家咨询公司董事长表示，生活方式转变的前提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核心是实现非农就业，而不只是村落形态上的简单聚合。如果违背规律盲目建社区，必定难以为继。

针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空城计”、“烂尾楼”现象，河南省委农办一位负责人表示，2014年经过全省范围摸底调查后明确提出：已经开建的要尽快完工，避免形成“半拉子”工程；建好的要完善公共设施，确保农户搬迁；尚未开工的则要重新论证，在城镇规划区外不允许再建新型农村社区。

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先后开建的新型农村社区有2000个左右。不久前，一项名为“瘦身核减工程”的行动悄然推行。

今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特别提出三个严禁：严禁强制推行大拆大建、撤村并居，严禁违反土地利用规划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严禁以“管委会”等机构取代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

安居必先乐业：先就业，缓“上楼”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介绍，从各地调查情况看，愿意搬、无力搬和持观望心理的农民各占1/3。农民反对的不是新型农村社区，也不是城镇化，他们不满意的是在收入不高、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赶农民“上楼”。

王永苏认为，未来我国还将有数亿农民要向城镇转移，最好的办法是让农民先就业，缓“上楼”。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在当前县域实体经济缺少较高收入的务工经商机会之前，农民家庭即使住上楼房，也是住不下来的。贺雪峰建议，国家须大力提升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力，让农民“住下来”工作，居住地和工作地没有分离，才能真正就地城镇化。

专家建议，可借鉴日本经验，发展六次产业，使传统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六次产业的形态非常丰富，例如农产品的品牌化、直销店、饭馆、观光农业等。

日本山梨县兴起“周末农业”，吸引东京市民前来租种小块土地，发展“市民农园”。一些农民在种植大棚蔬菜的同时，利用自己生产的蔬菜办起饭馆，销售自制面包、糕点、葡萄酒和大米，不仅延伸了农业产业链，还为家庭主妇提供了工作机会。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开始调整方向，在推进农村社区硬件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软件建设和产业配套，让农民就近就业，实现真正“上楼”。

2014年，江西省泰和县选择了7个自然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引导发展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11家，发展规模种养大户75户。苏溪镇上宏村下街社区成立了油茶专业合作社和百合专业合作社，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600多元。

天乡路社区，地处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2006年底，4000多名农民上楼，住进这个农民新区。“当时第一感觉是干净，从此不担心下雨天被泥水糊脚，但烦恼也随之而来。”天乡路社区21栋楼长彭福田说，有限的土地流转租金和过渡安置费用很快就会花光，虽然每个居民有一定面积的商业铺面，但当时社区商业经营尚未展开，以后靠什么过活？

天乡路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世军对半月谈记者坦言，那时候有好多居民找到社区，要求把铺面分给个人，单独经营，以求心安；还有很多人找到社区，要求帮忙找工作、解决社保等问题。

“万幸的是，当时社区并没有将集体资产一卖了之。”万春镇党委书记丁宁告诉记者，2008年，天乡路社区率先探索以“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农村集体土地股权化和改造集体经济组织”为主要内容的“两股一改”试点，将社区资产、资金、资源平均量化到农民个人，成立天乡路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集体资产，主动对接市场，拓展增收渠道。

“社区+产业”融合，是各地新型社区建设探索出的一条可行之路。选择搬迁安置点时，有没有产业支撑、方不方便就业是前提。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一处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好的地方，就被选做集中搬迁点。当地干部指着安置点前的一大片菜地说，这里有4个千亩蔬菜产业园，直供重庆大超市，搬迁下来的群众有就业意愿的，都有岗位。

重庆市扶贫办主任刘戈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重庆按照农民搬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对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搬迁对象通过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方式，发展蔬菜、优质粮油种植和特色养殖、乡村旅游等，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对自愿进城的农户，则鼓励其主要向旅游景区周边、工业园区附近、中心镇延伸地带集中，力争配套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专题调研记者：叶含勇 张兴军 李松 陈诺 潘林青 宋晓东 郭强许 茹甘泉 蓝建中 刘巍巍)